21世紀經濟報道   美國在19世紀70年代就開始應對這個難題了,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的“進步時代”和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時期,才在州和市的層面取得明顯的成效。
  “在中國,腐敗問題並未遏制經濟發展,而是依賴於經濟發展,至少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一直到過去十年都是如此。”《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一書的作者、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
  這位長期研究中國腐敗的美國學者認為,與亞洲其他國家的“結構性腐敗”不同, 中國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部門。中國經濟改革同時涉及到國有資產市場化轉變,資產的行政定價與市場價格之間存在巨大缺口,改革中出現的意外暴利的分配催生了腐敗。
  在魏德安看來,新一屆政府當前開展的反腐行動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對腐敗行為最大規模、最持續也是最嚴厲的打擊。但重要的不是短期內打擊腐敗的進度,而是政府繼續嚴打的決心。
  21世紀經濟報道近期專訪了魏德安。他的觀點代表了部分歐美學者就中國腐敗的形勢、成因和反腐的認識。
  打擊“供給方”
  《21世紀》:您如何評判中國現在面臨的反腐形勢?
  魏德安:在我看來,新一屆政府當前開展的反腐行動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對腐敗行為最大規模、最持續也是最嚴厲的打擊。它已經開展一年零四個月了,而我們絲毫沒看出要終止的跡象。從2012年12月下旬開始以來,因腐敗問題而被調查的高層官員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而受調查的普通官員人數的增長並沒有如此顯著。但是,我仍然認為,這次反腐行動和過去的相比有本質上的不同。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最近政府對於行賄人的打擊尤為重要。腐敗行為涉及到一個“供給方”——願意操縱手中的權力作為賄賂的回報,一個“需求方”——願意給官員行賄以牟取私利的個人。要遏制腐敗,政府決不應僅僅懲治受賄者,行賄者也不能放過。對“商業賄賂”的嚴加打擊是目前反腐行動中的一部分,也是我認為消除在中國蔓延的“腐敗文化”的重要一步。
  《21世紀》: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腐敗和有哪些特點?
  魏德安:中國的腐敗問題不同於亞洲的其他國家,其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部門。在中國,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界線經常是模糊的。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和政府高層可以在政府和企業之間變動職位。這給謀求操縱公權力以政治和商業關係牟取私利的個人創造了機會。與經濟更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監管力量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也更易被操縱,所以企業經常受到誘惑或是迫於壓力參與到腐敗行為中。
  中國並不存在“機器政治”
  《21世紀》:您有一個著名觀點,就是中國的腐敗與經濟高速增長共存,您認為這是一個罕見的特例嗎?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特例?
  魏德安:就像我在書中所寫的,在中國的臺灣地區和韓國,腐敗問題和經濟發展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在這些例子中,腐敗是以機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的形式出現的,用來創造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里,個別政客和黨派在經濟上與執政黨相捆綁在一起,以此打造一個穩定的、右翼的、親商的政治聯盟,為持續的經濟快速增長提供必要的政治穩定。那些案例中所謂的“結構性腐敗”是用來掃清阻礙推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新政策的障礙的。而中國的情況並非如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儘管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紛爭但這並沒有阻礙促發展的經濟政策的執行,腐敗在當時也並不嚴重。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開始快速增長時,腐敗問題才開始出現,而且愈演愈烈。
  在中國,腐敗問題並未遏制經濟發展,而是依賴於經濟發展,至少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一直到過去十年都是如此。中國經濟改革同時涉及到國有資產市場化轉變。由於資產的行政定價與新興市場價格之間存在巨大缺口,改革中出現的意外暴利的分配催生了腐敗。
  《21世紀》:現在新一屆政府的反腐力度很大,既打蒼蠅,又打老虎。也有人認為,誰被打實際上是誰倒霉。你對此如何看?
  魏德安:“倒霉”或者說是“意外”在一些高層腐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黨和國家開始設置機構監督、調查、起訴腐敗行為。這些機構包括中紀委、監察部、國家審計署和檢察院,它們每年負責調查大批案件,在我印象中絕大多數腐敗分子都是通過有組織的調查抓獲的。然而,這些人中有許多是因為變得愚蠢,掩蓋犯罪證據也變得隨意起來,才導致被髮現。所以,我的答案是,絕大多數情況下,腐敗問題的發現是運氣、犯罪者的愚蠢、系統的調查工作各個因素綜合起來產生的結果。這不僅發生在中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21世紀》:中央已經制定了兩個反腐的五年規劃,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但是有觀點認為我們今天似乎陷入了“越反越腐”的困境,您是否同意這個觀點?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才能走出這個困境?
  魏德安:最近發佈的規劃非常特別,採取長遠的措施來打擊腐敗。而更常見的是,反腐行動總囿於短期計劃,好像它馬上就能發動一場驚天動地的戰役,正義的力量立刻就能勝過腐敗力量。這是不現實的。反腐計劃必須至少在三個層面上推行。首先,必須先拿下已經腐敗的官員;其次,必須防止其他人腐化。理論上來講,如果一場運動能抓獲並懲治所有已經腐化的人,那麼這將對其他官員產生威懾作用,但那是不大可能發生的情況。任何一個短期的反腐行動最可能的結果是抓獲一定比例的腐敗官員。剩餘的腐敗者,則僥幸逃過。只要有腐敗分子的存在,其他官員也會被誘惑而濫用職權。第三個層面,反腐行動是一場雙向心理戰。一方面,執政黨要努力讓公眾相信,無論官員在政治上多麼有權勢,都不能容忍腐敗。另一方面,執政黨也要重塑公職人員職業精神,改造腐敗與公職人員相伴而生的文化。因此,減少腐敗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但是在五年規劃的落實中,我相信中央政府能認識到“反腐戰”將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搭建系統跟蹤資金去向
  《21世紀》:您認為應該如何改革中國現有的反腐體制?
  魏德安:中國腐敗泛濫的一大原因在於,官員能夠根據自己個人的意願做出行政決定,因此可以控制利益流入願意向他們行賄的人,或濫用職權中飽私囊。同時,改革需要提高決策透明度,當公權力因腐敗原因而被操縱時,監管人員可以較為容易發現。再者,改革還需要公職人員公開自身和家人的資產、收入狀況。如果調查人員能夠不費力地比較官員的資產和收入,追蹤用來購買資產的資金流向,比如其名下的房地產來源,就能更容易發現腐敗問題。只要資產和收入情況還被好好地掩蓋著,腐敗行為就將更易潛藏。在這方面,採取改革措施,減少現金使用也是很重要的。搭建系統,使交易資金的支付必須流經銀行和財務體系,這樣,調查者就能在調查腐敗指控時,更好跟蹤資金去向。
  《21世紀》:您預計中國大致需要花多長時間才能從整體上改善或者解決腐敗問題?
  魏德安:減少腐敗是個長期的工程。美國在19世紀70年代就開始應對這個難題了,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的“進步時代”和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時期,才在州和市的層面取得明顯的成效。機器政治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也就是美國開展“反腐戰”快一個世紀後,還繼續控制著一些城市。甚至在今天,腐敗在美國仍未被徹底消除,在任何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也一樣。因為腐敗問題是最近才在中國蔓延和加劇,我認為要顯著減少腐敗還需要一些時日。但是,重要的不是短期內打擊腐敗的進度,而是政府繼續嚴打的決心,哪怕在幾乎看不到任何成效的時候。目前的反腐運動可能產生較為明顯的成果,也可能會打倒幾隻“大老虎”。但是問題在於政府能否在當前這場氣勢洶洶的戰役後保持嚴打的姿態。只有政府繼續推動這緩慢、日復一日的工作,查找、監測、調查、懲治腐敗官員,確保未腐化的官員不以權謀私,才能真正得到實效。
(原標題:“反腐行動是一場雙向心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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